伍、臺灣之安置輔導執行情形（並結論）

　　少年事件處理法於修法後新增之「安置輔導」處分，其處遇方式即相當近似居住式的社區處遇方案（residential treatment program）。陳昭明、陳曉芬（2000）的研究指出，以往此類方案主要是服務受虐的兒童，但現在也廣泛地使用在行為偏差青少年；而此類方案對於逃家的青少年尤其有其迫切需要性，因此可謂兼具預防與矯治效果。就國內之實施現況而言，以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南投家扶中心的「家扶園勵行少年安置輔導業務」為例，該項業務自八十七年三月開始運作，係國內甚早接受少年司法部門委託提供安置輔導服務的機構，其提供之服務項目除食宿外，尚包括課程安排、技能訓練安排、個別或團體輔導及家庭訪視等（蔡慧芬，1999；南投家庭扶助中心，2000）。安置輔導所服務的少年特性，依據研究者從少年法庭有關安置輔導之裁定書歸納出，司法體系會將少年裁定安置輔導處分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青少年的原生家庭功能不彰，無法協助青少年解決問題；其次是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較嚴重，需要接受比保護管束處分更嚴格的督導，但其非行又不至於嚴重到需要監禁式的處罰（例如感化教育處分）﹔學者張紉（2000）亦持相同的看法。

　　就台灣整體少年司法處遇的執行層面而言，監禁式處遇仍持續受到較多的關注與經費的支持。而大部分的青少年服務重點仍是放在一般性的初級預防，對於非監禁式矯治處遇，除了廣泛運用的保護管束外，甚少見到專門針對犯行輕微青少年來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與內容（劉可屏、宋維村，1999）。台灣地區有能力執行安置輔導、有意願接納具有偏差傾向青少年的機構實在是屈指可數，以致最後結果往往是只求安置輔導服務供給之有無而已，而根本無法去考量機構特性、少年需求或是執行成效。除缺乏建構有效的行為偏差青少年服務網絡外，司法與社政體系間欠缺平行的溝通聯繫也是造成類似服務窒礙難行的原因之一（郭靜晃、黃志成，1998；張慧敏，2000），本位主義的作祟造成任憑單一部門或體系如何地努力也是徒勞無功。對於安置輔導處分的性質，監察院（2000b）的「少年保護制度成效檢討專案調查報告」指出，因為少年法新增安置輔導處分時並未詳細提出立法理由，以致各法院於執行安置輔導之決定標準不一，甚至有將之視為保護管束處分與感化教育處分間的過渡處分，而忽視安置輔導的積極性功能。就修法後對觸法少年的司法保護與處遇而言，司法部門勢必無法再將其他專業領域排除於審判或執行之外；安置輔導處分的意義，突顯出社會福利體系在整個流程所扮演的重要地位。Cox & Conrad（1996）在論及青少年犯罪的轉向預防計劃時曾提到「專業領域的嫉妒」（territorial jealousy）會嚴重地阻礙對青少年提供服務的機會，只有依靠體系間屏除本位心態、捐棄成見才能夠打破藩籬。

　　古允文（1998）撰文指出，英國實施社區照顧所遭逢的批評，諸如財物負擔不降反昇、社區的抗拒及支持系統的欠缺等。事實上，少年司法的社區處遇亦出現類似的問題，若果確實執行矯治性居住式處遇配套方案，投注於少年之經費支出恐非較機構處遇為低；來自社區居民的反對及少年犯罪整體現象的惡化，亦迫使社區處遇方案的停滯（Bakal,1998）；畢竟社區處遇的有效性並非能迅速且直接的被檢視，對處遇有效性的懷疑也會讓人裹足不前；以安置輔導的性質而言，經由司法體系的裁定，是將司法系統的控制範圍延伸至社區，矯治本身實則是懲罰的一種形式，對於青少年而言，接受安置或治療等同於被拘禁，因此真的能讓少年感受到與懲罰不同的意義嗎？但是就如同Gibbons(1986)所言，或許短期間內無法看到少年立即有大幅度的改變，但是只要我們的努力能窺出些微有意義的變化，那就是值得的。畢竟犯行尚輕微且成長環境缺憾的少年，其受保護性遠超過其應受懲罰性。